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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为何更容易成为“威权型人格”的俘虏

维罗阳光 2023-11-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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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ID l qiyushi2016
文 l 先知书店



人们往往因害怕自由被剥夺,而厌恶强制。然而在现实中,更常见的却是,人们因为对自由的恐惧,而“心甘情愿”被权力控制。

并非逻辑悖论,而是真实的人性。

因为人一旦陷入这种不自知,就可能出现像赵越胜老师所描述的那样——人甘愿供人驱使,好像不是丧失了自由,而是赢得了奴役。

中国政法大学的丛日云老师曾开设过一门“西方文明通论”的课程,在课上讲解西方文明的演进与特征。

然而结果确是——有学生“受启发”,觉得“耳目一新”;有学生“毁三观”,“常识被颠覆”;有学生“脆弱的民族感情受了伤害”……

而这其中隐藏着的正是威权型人格。


孕育威权型人格的两个深层原因


“威权型人格”的问题,国外已经有政治学者研究多年,但国内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。丛日云老师主编的《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》正是少数涉及这一话题的中文著作。

什么是威权型人格?

人性深处都有对权力的渴望,但碍于现实的重重限制,无法成为真正的掌权者,于是选择跟随、崇拜一个强权者来实现权力欲的满足。这种心理扭曲到一定程度,就是威权型人格。

书中提到了现代社会孕育威权型人格的两个深层原因:

陌生人社会的压倒性力量,让“年轻人”无所适从

年轻人最容易成为威权型人格的俘虏。

当年轻人脱离家庭,走进庞大的现代陌生人社会时,正处于意识到自我,却又未找到自我的意识朦胧期。

尽管他们渴望摆脱父母的束缚走向自由,但突然面对社会的压倒性力量时——选择太多,以致无法选择,让年轻人更容易焦虑,不安,无所适从。

最终在不确定性、不安全感和无方向感的夹逼之中,期望被人从自由中“解救”出来。

这时候的他们,急需向外借一股振奋心灵的力量,于是对权威的崇拜,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。

而且更多时候,“年轻人”并不单指人在生物意义上的阶段,更可以是一个国家“国民性格”的未成年。

20世纪初,一战战败,当整个国家面临国际环境、赔款、动乱等等压倒性力量时,德国民众不服,他们怨气无处发泄,但又迫切想掰回一局,德国民众就普遍具有了威权型人格的倾向。

于是他们开始呼唤,一个可以用强权和苛政,为孱弱国家注入一针强心剂的极权主义领导人。


当希特勒开始屠杀犹太人时,德国民众拍手称好——他们消灭了搞破坏的“老鼠屎” ;当希特勒开始屠杀不同意见者时,德国民众拍手称好——当制造麻烦的人通通闭嘴,我们的国家会运转的更好。

民众对希特勒威权的“寄生”,为纳粹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认同能量,德国于是深陷纳粹深渊无法自拔。正如理查德·J. 埃文斯 “第三帝国三部曲”中所说:“一战过去了二十一年,欧洲的伤口愈合了,西方世界却要毁灭了”。

然而,他们忘了,忘了自己引以为傲的理性和智识传统,忘了他们曾经好不容易才享有的自由与民主,忘了他们所渴望的正是当初招致灾难的源泉。

当二战结束,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庭上,哲学家阿伦特敏锐地将这一现象概括为“平庸之恶”。

最初,有人将“平庸之恶”归因于“病了的人格”,然而随着阿多诺、勒庞、弗洛姆等人的接力研究,“威权型人格”对“平庸之恶”的解释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解释力。

在《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》一书中写道:“法西斯主义信仰并非精神病人的专利,而是许多‘正常人’共享的心理状态,这些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都可能存在”。

所以,并非希特勒选择了德国民众,而是身陷威权型人格的德国民众选择了希特勒。

◎对不同意见的恐惧,让人渴望权威

多元,是现代社会的底色。这种多元,从正面理解,是“参差多态,本是幸福之源”;但从反面看,也容易导致价值观更加剧烈的冲突,甚至恐惧。

冲突相持不下,恐惧无法平复,就很容易诉诸权威。

由于威权型人格往往还和狭隘、固执相伴,权威会被不断神化,层层加码,被用来打压一切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,最终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社会充满了“踩单车的人”——对上点头哈腰,对下又蹬又踩。

而最后的结果,要么是社会撕裂,要么是纳粹式的激进政治……

美国大选以来,人们惊讶于,有着两百多年民主共和、经验的美国人,会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如此匮乏的政治积累、如此单薄的判断能力。

暂且抛开因为技术进步带来“信息茧房”不说,我们仍能从各种报道中感受到:多元文化冲击下形成的威权型人格,如果不加以反思和改变,最终损害的一定是现代文明的根本。

世界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、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,极容易让人产生对现状与未来的不安。

这时候,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显现出对权威的崇拜与渴望,迫切希望有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人,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,威权型人格就会在普通人身上生根发芽,并最终威胁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观念地基。


跳出框架思考问题
必须借助外部的思想资源


人的认知一旦形成,就会影响人的一辈子。

威权型人格也是同样,它就像人类心灵上的疥疮,往往每隔几十年就会发作一次。

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种种灾难,短期看往往是政治家的问题,但其源头一定是人性的问题 。然而,迄今为止,只有极少数思想家、政治学家关注到“威权型人格”的危险,并勇敢地提出批评。

但长久以来,在国内聊政治思想、政治文化与二者孕育的“政治人格”,多数人援引的思想资源,却常常距离问题很远。

徐贲老师生于1950年中国苏州,在那个年代懂事成人。他在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中,开始关注恶和抗恶,并成为《经典之外的阅读》的聚焦问题。借由对恶的思考,衍生出其他认识:

为何恶的动机是普通人都会有的七情六欲?

为何人对恶的本能反应是厌恶和恐惧,却很容易去作恶?

为何关于恶的欺骗与不实宣传可以在社会中如鱼得水、畅行无阻?

徐贲老师是当代华语界学者的“异类”,他不讲一堆空泛理论,也不用精英口吻空谈未来。而是一边回到历史纵深,一边紧扣时代问题,重新思考我们当下遭遇的种种危机。

难能可贵的是,徐贲老师既是冷静的现实批判者,又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;他的作品不是晦涩深奥的学术专著,也不是宣泄情绪的时评杂文,而是“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清醒剂”。

由于种种原因,徐贲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。有幸独家推出徐贲老师的《经典之外的阅读》,识别下图二维码,即可一键收藏(还可一并选购徐贲老师其他著作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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